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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云港研學旅行基地小課堂----溯源我國的研學旅行,可追及春秋戰國的“游學”,多指遠游異地,從師學習,以所學游說諸侯,求取官職。史載孔子招徒講學,率弟子們周游列國、傳道授業,弟子們跟隨他遍訪都邑,從困頓碰壁中體悟人生,開闊眼界,了解民風政情。
及至戰國,諸侯并起,厚招游學,廣納賢能;文士們通過游學增進學識,進而充當縱橫家游說諸侯國,以言策建立功業,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,成就了一大批人才。
兩漢承繼戰國游學之風,學子們為學經,遠行訪師問道,既求聞達也求仕途。游學豐富了學子、士人的知識與閱歷,也成就了許多人。如司馬遷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,上會稽,探禹穴,窺九疑,浮于沅、湘,北涉汶、泗,講業齊、魯之都,觀孔子之遺風,鄉射鄒嶧,厄困鄱、薛、彭城,過梁、楚以歸”。(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)游歷和文化訪古,對其終成《史記》,有很大的助益。
唐代興“壯游”、旅行學習之風,眾多士子走出書齋,多作郊游、遠行、交友、邊塞之旅。他們訪古問俗、優游林下、尋幽探勝、結交豪杰、相互學習,在旅行中學習知識、體悟人生、修為人格、傳承文化,成就很多傳世的詩篇,而開放、包容的文化,更成就了當時文化的空前繁榮。
及至宋代和明清,游學、書院文化盛行,士人旅行制度化,社會逐步形成了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的主流意識。宋代理學家、思想家朱熹主張學子不應拘于一隅,而應“出四方游學一遭”(《朱子語類》)。
當時名師碩儒所在的書院,常常成為一地教育、學術中心,吸引遠近的學子趨而往之;士子們則利用科舉和出仕機會頻繁旅行,深入了解各地歷史文化、名勝遺產、典制賦役、科技發明,觀察社會,推動文化、社會變革。如宋代的沈括少隨父宦游州縣,出仕后重游歷研究,他“博學善文,于天文、方志、律歷、音樂、醫藥、卜算無所不通,皆有所論著”(《宋史·沈括傳》),最后寫就集科技之大成的《夢溪筆談》。董其昌在《畫禪室隨筆》談畫訣: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,胸中脫去塵濁,自然丘壑內營,立成鄄鄂。”
“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”,強調行中去悟,實踐中學,學以致用,這一人文精神貫穿古今,影響了后世許許多多的人。
連云港研學旅行活動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,讓我們的孩子也能體悟人生,開闊眼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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